内丘感染者

『壹』 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有哪些特点

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特点如下：

1、敬业。

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认认真真、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状态。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敬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2、精益。

精益就是精益求精，是从业者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所谓精益求精，是指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求做得更好，“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

3、专注。

专注就是内心笃定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执着、坚持的精神，这是一切“大国工匠”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从中外实践经验来看，工匠精神都意味着一种执着，即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韧性。

4、创新。

“工匠精神”还包括着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蕴。古往今来，热衷于创新和发明的工匠们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工匠，如倪志福、郝建秀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内丘感染者扩展阅读

“工匠精神”一词，最早出自于聂圣哲，他培养出来的一流木工匠士，正是来自于这种精神。相信随着国家产业战略和教育战略的调整，人们的求学观念、就业观念以及单位的用人观念都会随之转变，“工匠精神”将成为普遍追求，除了“匠士”，还会有更多的“士”脱颖而出。

传授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这是一切手工匠人所必须具备的特质。这种特质的培养，只能依赖于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和行为感染，这是现代的大工业的组织制度与操作流程无法承载的。

“工匠精神”的传承，依靠言传身教地自然传承，无法以文字记录，以程序指引，它体现了旧时代师徒制度与家族传承的历史价值。

『贰』 杨新海的相关信息

这个疯狂杀戮的人也有家乡也有童年。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是杨新海的老家。杀害了17名少年的凶手黄勇的家乡平舆县，和正阳县隔着一条汝河。两地相隔几十公里。大批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上蔡新蔡与这两个县同属驻马店市。
如果道路交通能表明一个地区的状况，任何一个过路的异乡人都会说这里属于中国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
杨新海家住汝南埠镇的杨陶村，没有任何客车通向这里，村里到汝南埠镇只有3公里的距离，可是道路崎岖不平，在晴朗天气里，就是普通三轮车也难以行驶。
2003年5月，有驾车旅游者经过此地，这样描述从正阳到驻马店的一段行程：我几乎是在田埂上开车，非常慢，非常小心，依然不能避免剧烈的颠簸。除了越野车，任何车辆都休想顺利穿过这里，路上的大卡车速度最多只有每小时20公里，我这辆夏利 开起来比走路还慢，刚下过雨，路上泥浆飞溅。傍晚好不容易到达汝南，本以为离开了噩梦般的乡间小路，可县城的路也好不到哪里去，路上到处是水坑泥浆，车辆都像在做绕桩训练一样的前行，那些超载货车一辆辆东倒西歪，真怕他们会因为避坑而发生侧翻，所以我们要尽量快些避开他们，免得当垫背的！
中央电视台法制在线栏目记者也这样回忆那条道路：杨新海生活在驻马店市正阳县的一个名叫杨陶庄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村庄，地理位置并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偏僻，但是到杨新海家的过程却出乎意料的艰难，从京珠高速路下来到正阳县的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四个小时。据当地老百姓介绍，这条路已经修了两年多了，但是至今仍然是处于一片狼藉的状况，又赶上前一天下雨，地上翻浆，所以车辆几乎不能行驶。
贫穷确实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但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杨新海每次作案之后，总是月黑时刻，徒步几十里地逃窜，有一次甚至只穿一条短裤。这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平原乡村，那些泥土飞扬的道路。
杨新海一直上到高三，在他们家是受教育最多的人。小学到初中，他的功课还不错，是班上的前几名，喜爱画画和唱歌，杨新海的姐姐至今记得这个弟弟画什么像什么，他那时是家里人的希望，为了让他上学，妹妹辍学了。但是高中生活显然并不愉快。在油坊店乡高中住校时，他比班上的其他同学更加窘迫，同学们从家里带粮食来换饭票吃饭，杨新海常常需要煮野菜或是别的随便什么东西。这时他的成绩不佳，身体瘦小，在学校受到嘲笑。家里继续供他读书也更加困难，他曾经与父亲为此争吵，本来书是可以继续念下去的。有一天，杨新海捎信没有饭票了，父亲背了两袋小麦，准备给儿子用来换饭票，赶到学校时，老师告诉他，杨新海已经有一星期不在学校了。学生突然离校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同时离开的还有同村的几个学生，麦收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回家收麦子，里面没有杨新海。这些孩子说他们去了焦作的一家煤矿挖煤。当同伴们再回到焦作，杨新海已经不在了。这一年，杨新海大概十六七岁。
一年之后，家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他在太原，在一个建筑队做饭，叫家里不要挂念，父亲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太原看儿子，看到儿子辛苦的生活，做父亲的也说不出更多的话，告诉儿子要注意身体，然后离开了。
中间杨新海回过家，在村里的砖厂干活，杨新海的姐姐今年43岁，她还记得那时的弟弟，在砖窑里，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很辛苦。不到一个月，杨新海走了。
父亲再次见到儿子又是在一年之后，在广州，杨新海被收容，写信让父亲去接他，父亲坐了更长时间的火车，从收容所接出儿子，父子俩坐上回家的火车，在信阳站，杨新海坚决不肯再走，这一次只有父亲一人回到杨陶村。
又是一年左右，没有消息的杨新海终于往家写信了，说他在成都的一个招待所，当父亲赶到那里时，没有看到他，这是杨新海最后一次告诉家人自己的消息，对家里人来说，从此之后，杨新海真的就杳无音信了。
杨新海的父母，现在都已70多岁，父亲患有很严重的气管炎，治病还欠了几百元，说话时费力的咳嗽，脚上没穿袜子，他说他们很多年没有吃过肉了，他们的房子是自己垒的土坯茅草房，墙是杨新海的父亲在村边的砖窑里捡来的碎砖砌上的，下雨的时候要往房顶上盖塑料薄膜，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父亲说,这张床是20年前做的,他和老伴盖的被子和褥子也是从那时候一直用到现在。床对面堆着10袋花生。他们自己种了3亩地,花生收下来还未来得及卖。老两口的床正对着牛圈,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牛粪味。屋里只有一盏15瓦的白炽灯泡，不来客人的时候，不会开灯。
1988年，杨新海因盗窃被西安灞桥公安分局劳教两年，1991年又因扒窃被石家庄长安公安分局劳教一年。12年后的某天，杨新海的父亲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最后一次看到杨新海的情景，“我接到警察的通知，让我去认人，我赶去远远地看见他被带出来，他们不让我说话，啥也不告诉我”，父亲说，当时杨新海就一直看着他，什么也没说。
杨新海被审讯时说，1991年，当他因扒窃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劳教时，一个姑娘对他海誓山盟，说一定要等他回来结婚。一年后，他被释放，刚好赶上那个姑娘和别人结婚，杨新海觉得那个女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出他的洋相，让他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1996年，寂寞难耐的杨新海在本县的一处偏僻之地碰见一个女人，邪恶的欲火一下子被点燃了……最后，不但女人跑了，他的舌头尖还被咬掉了一块，为了疗伤，他含了几天的鸡蛋清，他被法院指控犯有强奸未遂罪，在监狱里劳改了4年(判刑5年，提前一年释放)。这样，28岁的杨新海已有了7年的牢狱生活。
这些经历慢慢让杨新海成了一个可怕而扭曲的人，他对别人没有感情，尤其仇恨妇女，他开始在与他的家乡一样贫穷的乡村游荡，在与他的父母乡亲一样的人们中挑选要杀害的对象。
杨新海释放后，曾与别人结伙进行乞讨盗窃活动，他似乎并不适应合伙干的方式，一次失手后，他开始单干，杀人，强奸，盗窃，抢劫，2000年到2003年，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他杀害了65个人。
2000年9月19日夜，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村西头一间单独的平房内，一对老夫妇被杀害了，他们的年龄与杨新海的父母相仿，这是杨新海的第一宗命案。
2000年10月1日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王店镇肖营村椿树庄，天亮雨停后，人们发现62岁的老太太亓俊英及她7岁的孙子张亚涛和12岁的孙女张亚腾在雨夜被杀死在家中——亓俊英的右太阳穴处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右下巴似乎是用刀捅的，也是一个窟窿，牙都露出来了。小亚涛的脖子被捅了一刀，但伤口并不深，一段绳子直勒进他脖子的肉里。小亚腾死在里屋她自己的床上，没有穿衣服，前脑门正中间被砸了一个大洞。有被奸尸的迹象。这是杨新海的第二宗命案。
杨新海26起命案的受害者大都有与亓俊英一家相近的情况，甚至和杨新海自己的家有几分相像，偏僻的小村落，偏僻简陋的房屋，没有围墙，或者围墙很低，房门很容易拨开，家里有小女孩，杨新海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潜入，用锤子、刀或者绳子作为凶器，杀死家里的每一个人，然后对妇女女孩的尸体进行性侵害，有时也包括男孩。然后，浓重的夜色中，一身血腥的杨新海经常徒步几十里逃窜，在他感觉安全的时候才会停下喘息。
刚开始杀人的时候，他也曾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受害者的头颅碎裂的声响、他们在垂死之际沉闷的喘息、还有鲜血的味道，都曾让他窒息，但是很快，他就变成了嗜血的魔鬼，不会再停下来了。
参与追捕和审讯的警察，用过“吃苦耐劳”这个词形容杨新海的野外生存能力，他能长时间在荒郊野外野兽般的游荡，饥饿的时候，到种过红薯的地里刨点儿漏掉的东西吃。2000年第一场雪落下，杨新海在野地里发现一条冻僵的蛇，他挖一个坑把死蛇埋了，而他身上的罪恶依然活跃着。而且，越来越旺盛。
2001年8月15日，漯河市临颖县纺车刘村，村民邸之仙（女，42岁），女儿刘菲菲（14岁），儿子刘志童（11岁），一家三口被杀死在家中，是被条状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死后遭受过性侵犯。作案手法娴熟，手段残忍，作案目标选的是一处没有围墙的农户，现场有大量翻动的迹象。
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周口市西华县康楼乡发生一起命案，没有围墙的院子里，有2人惨遭杀害。
2001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在平顶山叶县县城东南的一个村里，又有一家围墙低矮的农户被洗劫，屋里熟睡的2人死于非命。
半年以后的2002年7月28日凌晨，邓州市孟楼镇白楼村再次被血腥的气氛笼罩。张保乾（男，77岁）、妻子尚群英（女，69岁）、孙女孙惠玲（16岁）、张惠亚（12岁）被杀死在家中。年轻的受害人遭到了性侵犯，室内被翻了个七零八落。
2002年10月22日，西平县宋集乡毛寨村村民范春和（男，34岁），女儿范俊丽（6岁）被杀死在睡梦当中。
2002年11月8日夜，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委刘庄自然村又有5人被夺去性命。2002年11月16日凌晨，尉氏县张市镇刘庄村65岁的张桂花（女）和14岁的孙女惨遭毒手。
2002年12月1日，鹿邑县王皮留镇闫湾村一家三口，被用类圆形钝器砸死在睡梦里。
2002年12月13日，杨新海又在鄢陵县马栏镇司家村欠下了两条人命债。
2002年12月15日夜，安徽省临泉县岔庙乡后范村李心得（男，42岁），女儿李杨丽（12岁），儿子李洋洋（8岁）被杀死。杨新海是翻过矮墙进院，破坏了反锁的门鼻进入室内。凶器是铁锤，女童遭到性侵犯，现场惨不忍睹。
之后，2003年，河南省，1月6日在西平县、1月27日在通许县、2月5日在襄城县、2月18日在西华县、3月28日在民权县，杨新海接连犯下命案，造成19人死亡，一人重伤。
2003年4月2日，杨新海在山东省曹县桃源乡三里寨村翻墙入院、拨门入室，杀死两人，强奸一人。
这时，杨新海的罪恶历程被SARS中止了整整四个月，为了防止疫情在广大的农村蔓延，所有的县乡村镇都加强了对外来人员的控制和管理，一张陌生的面孔在任何一个乡村出现，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和怀疑。几个月里，杨新海呆在河南正阳县，虽然离家不远，他没有回去，为了减少被盘查的次数，他白天在县城的边上转来转去，晚上睡在汽车站外广场上。
当疫情过去，他乘坐公共汽车离开了河南，他在这里一共犯下17桩血案，杀害了51人，强奸17人。在河南城市乡村的许多地方，贴有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协查通报，据河南警方人士介绍，在2003年5、6月份，警方即开始到各乡村进行排查，对曾有过犯罪记录并常年不归者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杨新海当时就被锁定为重点嫌疑人之一。他们曾多次到杨新海父亲家，对其进行抽血检验，并了解情况。杨新海或许感到末日的临近，或许这段时间的蛰伏使他难以忍耐，8月，他来到河北，三天之内作案两起，杀死8人，强奸3人，其中有4个孩子。
河北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 孙胜军李树枝夫妇是当地农民，种地为生，女儿孙圆圆和儿子孙红波在邢台县的西大树中学读书。2003年8月5日，孙胜军、李树枝和15岁的女儿孙圆圆被杀，儿子孙洪波当时没跟父母妹妹在一起，得以不死。他在当天早晨最早看到亲人的尸体。现场的情景惨不忍睹，李树枝在床上，头朝里侧着，满头都是血，血已经凝在头发上，干了。被子从床上搭到地上，进来的人们掀起被子，看到孙胜军蜷着趴在地上，后脑流出了脑浆。将尸体扳过来，发现他的右眼处被砍，满脸是血。另一间屋里，孙圆圆仰身躺在床上，下身没有衣服，两条腿半搭在床沿上。
杨新海被抓获后供认，那把用来砍人的斧子是当夜从本村一村民家偷的。在案发当晚之前的一个晚上，杨新海曾骑着自行车从邢台市来到李道村，进入孙家，并进屋摸了摸孙胜军的衣兜，见没有钱就走了。第二天，杨又骑着自行车来到李道村，将自行车远远地放在村边，从田地里走进村内，估计孙胜军一家人睡了，才进到院内。孙家院内一角搭有黄瓜架，杨在黄瓜架下躲了大约50分钟，听到孙胜军打起了呼噜，才进屋下了毒手。作案当晚，他也没翻到钱。他选择孙胜军一家下手，是因为这家有一个小姑娘。
邢台市警方的一份现场勘验分析意见的材料显示，作案时，杨新海从院墙栅栏下一个空洞钻进院内，“进入院内以后用一块三合板将栅栏下的空洞堵住，入室后将电灯开关绳割断，带上白线手套开始行凶。作案现场的正屋两个窗户，被犯罪分子分别用被罩和床单盖住，作案后用锁将作案现场的屋门锁住后，从院西围墙靠北距离正房约1.5米处翻墙出院，顺着墙外的巷道往北向西逃出村。”
爸爸妈妈妹妹被杀死了，孙洪波的心里，会有怎样的噩梦，没有人知道，他住到了叔叔孙胜岐家，由孙胜岐、孙爱军两人陪着一起睡，上厕所也得有人陪着。案发后，他没有再去过学校。
孙家养着两只猫。孙胜军母亲说，那本来是孙女圆圆养的，圆圆不幸遇害之后，她把猫抱了回去，替孙女养着。老人说，她最疼爱的就是孙女，“圆圆人聪明，又会说话，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五名”。案发前，圆圆刚考上初一，学校发了新书，她正等着开学。“出事后，我让人把新书捎给了圆圆”。
这场噩梦同样长久压在李道村所有人的心上，孙家出事后，一两天内，全村人都垒高了院墙，现在，家家户户的院墙都能看出明显的两截，下面两米左右是旧砖，上面是一米高的新砖。几乎家家都安上了防盗门和防盗窗，再热，谁家也不敢不关门就睡觉了。村里人晚上几乎不出门了。
孙圆圆一家被害之后两天，杨新海把血腥的死亡带给另一个家庭。这是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中的最后一起，他杀了一家五口人。
魏现增一家本是河北邢台内丘县金店镇魏家屯村人，来到石家庄桥西区东良厢村租了4亩多地种蔬菜。和附近其他10多家菜农一样，他们住在自家菜地旁边，三间小屋是用附近垃圾堆里拣来的砖头搭成的，他们有两个上初中的女儿，还有一个刚念高中的儿子，2003年8月8日，魏和妻子范玉华、女儿魏玉芝、魏玉惠、儿子魏玉斌一家5口被杀死在菜地旁自搭的小屋里。
平日里，每天早晨两点，魏现增会和邻居一起骑三轮车去石家庄卖菜，8月8日早晨，邻居半天也叫不开魏家的门，他们拿着电筒来到窗前，看到了屋里的惨象：大床上，魏现增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子魏玉斌三人头朝西，朝里侧卧着身子，仅穿着短裤，身上和头上全是血，搭在他们腿上的被子也都是黑红一片；在西边的一间小房里，魏现增的两个女儿仰在床上，身上没穿衣服，头部全是血，两人的腿朝床下垂着。”
石家庄警方勘验现场的分析显示，魏现增一家五口系被锤子猛烈击中脑部致死，魏玉芝和魏玉惠有被奸尸的痕迹。
案发前，魏家的儿子魏玉斌则刚刚收到邢台县东庞煤矿育才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此前的紧张复习让他急于出来透透风，就从邢台来到石家庄看望两月未见的父母。邻居流着眼泪说“这孩子，真不该来”。
五个人的生命消失了，亲人们的生活也被毁坏了，魏现增的父母与杨新海的父母年龄相仿，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2003年6月，魏现增曾回到邢台老家赶种玉米，那是父母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
魏现增的母亲曾一直和孙子住在一起，为魏现增看家。案发后，老人知道儿子一家人都不在了，一哭起来就止不住，魏现峰的妻子劝不住婆婆，婆媳两人一同哭。
2003年11月3日10时，杨新海在河北省沧州市被捉拿归案。 2004年2月1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新海抢劫、故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一案依法进行了审理。
杨新海在犯罪现场几乎不留自己的任何痕迹，包括精液。他射精时都把精液射在一块布里带走，不留在受害人身体里。他主要的凶器是锤子，每次作案后，他都重新换一把。有时为了避免留下脚印，他会在鞋上再套一双袜子。他也曾戴着白手套作案。
在父母和乡亲们的印象里，杨新海沉默寡言，他被抓获后，在审讯时，却非常有表现欲，讲起杀人经过时声音高亢，滔滔不绝，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河南一位警察称，杨被捕后甚至回忆起多年前的作案细节时还是能丝毫不差。当他开始供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时，脸上始终堆着笑容，当民警在讯问过程中，要求他把所有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叙述出来时，杨新海透出一脸的不屑，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还说它干啥？他的犯罪目的就是杀人和强奸，有几次，他在入室杀人之后，抢到了几十元的零钱。当他觉得远离危险之后，又毫不痛惜地将它们抛撒到风中。
有一位警察问过他感激谁，他说感激警察，被抓之后警察给他买过两身衣服，从小到大，他没被人这样关心过。在被押送法院受审的那天早晨，杨新海在看守所看见大批警察时居然一脸笑容，甚至面向四周频频点头示意，“辛苦啊，辛苦！”上车后，杨还能大声说笑，一会儿抱怨时间太早睡眠不足，一会与押解他的法警开起玩笑……有警察说，当了多年执庭警察，“从没见过心态那么镇定的嫌犯，他一点都不怵。”
经过法庭审理，一审对被告人杨新海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杨新海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他希望不将送达书寄给他的父母，这是出于对他年迈双亲的一种怜悯么？在他杀害那么多父母和孩子的过程中，他一定或远或近路过自己偏僻贫穷的家乡，他迟疑过么？
杨新海一案使人震惊，震惊于他的血腥和残暴，震惊这种血腥残暴离我们如此之近。的确，当我们想避免或者战胜一种罪恶，应该从了解开始，这一过程同样包含危险。尼采说，无论是谁与这些怪物搏斗，都需要了解他们还没有成为怪物的过程。同时，当你望向无底深渊时，无底深渊也在回望你。
横跨皖豫鲁冀4省杀人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的杨新海于2004年2月14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叁』 求明初服饰文化

关键词：服饰文化特征；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和时代进化的晴雨表。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本文试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礼越制的突破性

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封建社会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其文化意蕴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作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2]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不得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5]。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作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至此，明代服饰制度基本成型，其规定之严密，范围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饰制度，是因为这些繁缛苛刻的规章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7]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1]
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这股风潮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期，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衣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9]。
浙江新昌县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11]。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传统的生活程式仍占主导地位，少数人的标新立异尚未对整个社会风尚构成强烈的震荡。作为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说具有改变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性质的风俗变迁，是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开始的，万历(1573-1619)时臻于极盛，明末仍有余流。入清以后一度中折，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态复萌。
早在弘、正之际，礼科都给事中周玺(？-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埒也。”[13]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14]著名学者顾起元(1565-1628)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的风尚变迁：“正、嘉以前，南都风尚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绀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15]但是正、嘉以后的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16]。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绔”[17]。郓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实敦厚，易于治理，此后却“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18]。江西永丰县从前“男子惟绸布土缣，富者间衣文绮，以袭以布，谓之衬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但嘉靖中叶却是“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富逾节者亦既多矣”[19]。同时的南直隶六合县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谦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但万历时“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21]。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22]的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23]；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有着云履而白领缘者”[25]……检阅明朝中后期史籍，类似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1513-1595)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准确明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心态，成为今人研究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这种公然的僭礼越制居然成为“人不以为异”的社会风尚，除了富商大贾的兴风作浪之外，具有特别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的攀比、竞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人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归结于“豪门贵室，导奢导淫”，[23]“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26]。如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27]。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奢侈，“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28]，终于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的礼法道德秩序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朱元璋曾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首饰的式样作了明确规定，但明朝中后期的服饰却是新式新制，变幻莫测，已大大冲决封建网罗，详见下文。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迈”、战功显赫的德庆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酷肖龙袍的蟒衣(少一爪)，只有内阁大臣受皇恩赏赐才有资格穿着，佩玉腰带则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能享用，违者比照僭用龙凤纹拟断。但在明朝后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缴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29]，甚至连小小的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带，衣麟蟒”[30]。当时人总结的“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人：其一为勋戚，如散骑舍人不过八品芝麻官，却“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附马庶子按例当为庶民，然“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其二为宦官，“辄衣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珠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三为妇女，“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31]，与公侯补绣毫无二致。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至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32]，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倡优服饰侈于贵族”[34]，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36]，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37]。当是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7]的现象蔚然成风，国家律令被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这是明朝中后期服饰变迁所蕴含的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追逐时髦的流变性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万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3]
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曰凌云巾”[34]。至于上文涉及的瓦笼马宗帽，又称瓦楞帽或瓦楞马宗帽，以马牛尾编结而成，范濂也记载了它在松江地区的流变：“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23]而万历中叶浙江海宁县的瓦楞帽仅“所值一二钱，虽丐者亦用”[43]，逐渐走向普及化。
在这股追逐时髦的潮流中，有三种文化事象值得大书特写：一曰地域中心。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44]；“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45]，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的说法。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曰名人效应。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风流雅致的士大夫，知识渊博，见闻淹洽，而且拥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较考究，往往想方设法追求较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号眉公)惯于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所制戴的头巾被当时人称为“眉公巾”[46]。著名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装式样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别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这种衣服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因为他是名人，人们非但不以为怪，反争起模仿，“一月而变国俗”，致使“布价骤高”[47]。这种对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后期的服饰不断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妇女优势。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凑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竟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48]，“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7]。这种风气的感染性极强，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9]。南京妇女服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装程式也很难墨守陈规，时间稍长就被淘汰，万历初年犹十余年一变，万历中叶就缩短为两三年一变，“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51]。
至于松江妇女服饰的变迁则更为复杂，范濂记载说：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员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年少者用头木匝，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员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员，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马宗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马宗网巾，此又梳装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3]
其形色之诡异，名目之繁多，变换之迅速，并不亚于现代商品社会，明朝中后期服饰之追逐时髦的风尚于此可见。
松江妇女服饰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男女服饰漫无区别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有的地方则出现了男人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42]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2]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53]。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人们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甚至连偏远的四川洪雅县也是“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得同”[53]，虽然怪诞离奇，却被奉为时尚。浙江湖州一带，“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标新立异，独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虽遁身空门，却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55]，受世俗的影响亦自不浅，恰好应验了当时人的感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42]
由于社会风气普遍讲究穿着，一些经济实力并不富裕的市民也趋之若鹜，竟尚虚荣。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7]。甚至连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赶一番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马宗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23]在这种风尚导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受到别人的轻贱蔑视：“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21]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迅速转换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动积极地投入时代潮流之中。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性

审美情趣是人类精神风貌的体现。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艺手段，而总是寄寓着一定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服饰从商周时代起就显露出色彩有所象征、图纹有所寓意的民族风格。隋唐以前的服饰图案主要是模拟自然景物，最常见的纹饰有云朵、花鸟、几何纹、缠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含蓄的审美情趣。
这种恬淡、宁静如同田园诗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后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明朝中后期服饰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
这个时期的服饰图案在色彩上讲究鲜艳浓郁，构图方式则趋于豪华繁缛，将若干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寓意丰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世人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的心态。
例如将芙蓉、桂花和万年青画在一起，称为“富贵万年”；将蝙蝠和云朵画在一起，称为“福从天降”；将鹭鸶和芙蓉画在一起，称为“一路荣华”；将骏马、蜜蜂和猿猴画在一起，称为“马上封侯”；花瓶里画三支长戟，叫做“连升三级”；金鱼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满堂”；莲花配上鲤鱼，叫做“连年有余”；麦穗、蜜蜂和花灯凑在一起，名曰“五谷丰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图案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名字优美，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冀，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即使目不识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当地抒发了他们的寄托和情感[56]。
四、服装生产的商品性
16世纪的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促使社会生产各部门更加商品化。仅就服饰生产来说，从原料的种植到丝棉的纺织，以及成品的供销诸环节，都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57]。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松江的小农以织布为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数以万计，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浙江嘉善县居民“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地纺绩棉纱，“日可得纱四五两”，涓涓细流也汇成巨大数额，故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58]之谣。但当地的棉花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山东、河南的农田则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时谓“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尽归商贩”[59]，说明其产品全部投入了市场，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铅山市场上出售的服装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丝、绫缎，湖广的罗田布，嘉兴的西塘布，以及苏州青、松*江、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布、棉带褐子布、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等等，琳琅满目，“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60]。创作于嘉靖末万历初的《皇都积胜图》，画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仅有布匹、绸缎、皮毛等服装原材料，而且还有衣裳、冠巾、靴袜等成品在鳞次栉比的货摊上出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署名“实父仇英制”的《南都繁会图卷》，也反映了明朝后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制作

『肆』 公司在邯郸市广平县，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文秘人员，平常加班工资面议，宿舍装有空调

在这招聘效果不好。如果你想在亚太广告做广告，找我13832000328王

『伍』 北京昌平回内丘还需要隔离吗

现在这种情况是需要的，毕竟隔离几天保险些

『陆』 石家庄快递行业暂停收派件业务，当地的疫情到底有多严峻

观察者网·大橘财经讯（文/吕栋 编辑/庄怡）疫情形势再次严峻，国内快递行业纷纷开始采取措施。1月6日，有电商从业者向观察者网透露，顺丰已向其发出通知，受疫情影响，从今天开始，全网暂停收取至石家庄快件，且至石家庄已收取未派送快件也将暂做滞留、时效受影响，恢复时间等通知。随后，顺丰速运官方客服向观察者网证实，受疫情影响，石家庄今天通知全员三天不能出门，隔离检测；1月6日—7日，全网（含港澳台）至石家庄停止收派；1月6日—8日，石家庄至全网停止收派。

受影响的不止顺丰，韵达方面表示，目前中风险地区快件暂停揽派，所有到达河北的快件执行终末消杀；中通方面表示，还在研究具体方案；京东客服表示，石家庄现在受交通管制，暂时无法配送；圆通方面暂未回应。

今天，A股快递物流概念板块个股普遍飘绿。其中，顺丰收跌近1%；韵达收跌逾2%；申通收跌逾3%；圆通收跌逾4%；德邦股份收跌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