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丘感染者

『壹』 中國傳統的工匠精神有哪些特點

中國傳統的工匠精神特點如下：

1、敬業。

敬業是從業者基於對職業的敬畏和熱愛而產生的一種全身心投入的認認真真、盡職盡責的職業精神狀態。中華民族歷來有「敬業樂群」「忠於職守」的傳統，敬業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也是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之一。

2、精益。

精益就是精益求精，是從業者對每件產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極致的職業品質。所謂精益求精，是指已經做得很好了，還要求做得更好，「即使做一顆螺絲釘也要做到最好」。

3、專注。

專注就是內心篤定而著眼於細節的耐心、執著、堅持的精神，這是一切「大國工匠」所必須具備的精神特質。從中外實踐經驗來看，工匠精神都意味著一種執著，即一種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與韌性。

4、創新。

「工匠精神」還包括著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創新內蘊。古往今來，熱衷於創新和發明的工匠們一直是世界科技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工匠，如倪志福、郝建秀等，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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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一詞，最早出自於聶聖哲，他培養出來的一流木工匠士，正是來自於這種精神。相信隨著國家產業戰略和教育戰略的調整，人們的求學觀念、就業觀念以及單位的用人觀念都會隨之轉變，「工匠精神」將成為普遍追求，除了「匠士」，還會有更多的「士」脫穎而出。

傳授手藝的同時，也傳遞了耐心、專注、堅持的精神，這是一切手工匠人所必須具備的特質。這種特質的培養，只能依賴於人與人的情感交流和行為感染，這是現代的大工業的組織制度與操作流程無法承載的。

「工匠精神」的傳承，依靠言傳身教地自然傳承，無法以文字記錄，以程序指引，它體現了舊時代師徒制度與家族傳承的歷史價值。

『貳』 楊新海的相關信息

這個瘋狂殺戮的人也有家鄉也有童年。河南省正陽縣汝南埠鎮，是楊新海的老家。殺害了17名少年的兇手黃勇的家鄉平輿縣，和正陽縣隔著一條汝河。兩地相隔幾十公里。大批農民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上蔡新蔡與這兩個縣同屬駐馬店市。
如果道路交通能表明一個地區的狀況，任何一個過路的異鄉人都會說這里屬於中國最貧窮最偏僻的鄉村。
楊新海家住汝南埠鎮的楊陶村，沒有任何客車通向這里，村裡到汝南埠鎮只有3公里的距離，可是道路崎嶇不平，在晴朗天氣里，就是普通三輪車也難以行駛。
2003年5月，有駕車旅遊者經過此地，這樣描述從正陽到駐馬店的一段行程：我幾乎是在田埂上開車，非常慢，非常小心，依然不能避免劇烈的顛簸。除了越野車，任何車輛都休想順利穿過這里，路上的大卡車速度最多隻有每小時20公里，我這輛夏利 開起來比走路還慢，剛下過雨，路上泥漿飛濺。傍晚好不容易到達汝南，本以為離開了噩夢般的鄉間小路，可縣城的路也好不到哪裡去，路上到處是水坑泥漿，車輛都像在做繞樁訓練一樣的前行，那些超載貨車一輛輛東倒西歪，真怕他們會因為避坑而發生側翻，所以我們要盡量快些避開他們，免得當墊背的！
中央電視台法制在線欄目記者也這樣回憶那條道路：楊新海生活在駐馬店市正陽縣的一個名叫楊陶庄的地方，這是一個人口比較多的村莊，地理位置並不像我們當初想像的那麼偏僻，但是到楊新海家的過程卻出乎意料的艱難，從京珠高速路下來到正陽縣的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我們整整走了四個小時。據當地老百姓介紹，這條路已經修了兩年多了，但是至今仍然是處於一片狼藉的狀況，又趕上前一天下雨，地上翻漿，所以車輛幾乎不能行駛。
貧窮確實不能成為犯罪的理由，但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楊新海每次作案之後，總是月黑時刻，徒步幾十里地逃竄，有一次甚至只穿一條短褲。這是他從小就熟悉的平原鄉村，那些泥土飛揚的道路。
楊新海一直上到高三，在他們家是受教育最多的人。小學到初中，他的功課還不錯，是班上的前幾名，喜愛畫畫和唱歌，楊新海的姐姐至今記得這個弟弟畫什麼像什麼，他那時是家裡人的希望，為了讓他上學，妹妹輟學了。但是高中生活顯然並不愉快。在油坊店鄉高中住校時，他比班上的其他同學更加窘迫，同學們從家裡帶糧食來換飯票吃飯，楊新海常常需要煮野菜或是別的隨便什麼東西。這時他的成績不佳，身體瘦小，在學校受到嘲笑。家裡繼續供他讀書也更加困難，他曾經與父親為此爭吵，本來書是可以繼續念下去的。有一天，楊新海捎信沒有飯票了，父親背了兩袋小麥，准備給兒子用來換飯票，趕到學校時，老師告訴他，楊新海已經有一星期不在學校了。學生突然離校的事情在這里並不少見，同時離開的還有同村的幾個學生，麥收的時候，這幾個孩子回家收麥子，裡面沒有楊新海。這些孩子說他們去了焦作的一家煤礦挖煤。當同伴們再回到焦作，楊新海已經不在了。這一年，楊新海大概十六七歲。
一年之後，家裡突然收到一封信，他在太原，在一個建築隊做飯，叫家裡不要掛念，父親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到太原看兒子，看到兒子辛苦的生活，做父親的也說不出更多的話，告訴兒子要注意身體，然後離開了。
中間楊新海回過家，在村裡的磚廠幹活，楊新海的姐姐今年43歲，她還記得那時的弟弟，在磚窯里，光著上身，穿著短褲，很辛苦。不到一個月，楊新海走了。
父親再次見到兒子又是在一年之後，在廣州，楊新海被收容，寫信讓父親去接他，父親坐了更長時間的火車，從收容所接出兒子，父子倆坐上回家的火車，在信陽站，楊新海堅決不肯再走，這一次只有父親一人回到楊陶村。
又是一年左右，沒有消息的楊新海終於往家寫信了，說他在成都的一個招待所，當父親趕到那裡時，沒有看到他，這是楊新海最後一次告訴家人自己的消息，對家裡人來說，從此之後，楊新海真的就杳無音信了。
楊新海的父母，現在都已70多歲，父親患有很嚴重的氣管炎，治病還欠了幾百元，說話時費力的咳嗽，腳上沒穿襪子，他說他們很多年沒有吃過肉了，他們的房子是自己壘的土坯茅草房，牆是楊新海的父親在村邊的磚窯里撿來的碎磚砌上的，下雨的時候要往房頂上蓋塑料薄膜，屋裡除了一張破舊的松木床,再也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父親說,這張床是20年前做的,他和老伴蓋的被子和褥子也是從那時候一直用到現在。床對面堆著10袋花生。他們自己種了3畝地,花生收下來還未來得及賣。老兩口的床正對著牛圈,一進屋,就聞到一股刺鼻的牛糞味。屋裡只有一盞15瓦的白熾燈泡，不來客人的時候，不會開燈。
1988年，楊新海因盜竊被西安灞橋公安分局勞教兩年，1991年又因扒竊被石家莊長安公安分局勞教一年。12年後的某天，楊新海的父親對前來采訪的記者回憶最後一次看到楊新海的情景，「我接到警察的通知，讓我去認人，我趕去遠遠地看見他被帶出來，他們不讓我說話，啥也不告訴我」，父親說，當時楊新海就一直看著他，什麼也沒說。
楊新海被審訊時說，1991年，當他因扒竊被石家莊市公安局長安分局勞教時，一個姑娘對他海誓山盟，說一定要等他回來結婚。一年後，他被釋放，剛好趕上那個姑娘和別人結婚，楊新海覺得那個女人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出他的洋相，讓他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1996年，寂寞難耐的楊新海在本縣的一處偏僻之地碰見一個女人，邪惡的慾火一下子被點燃了……最後，不但女人跑了，他的舌頭尖還被咬掉了一塊，為了療傷，他含了幾天的雞蛋清，他被法院指控犯有強奸未遂罪，在監獄里勞改了4年(判刑5年，提前一年釋放)。這樣，28歲的楊新海已有了7年的牢獄生活。
這些經歷慢慢讓楊新海成了一個可怕而扭曲的人，他對別人沒有感情，尤其仇恨婦女，他開始在與他的家鄉一樣貧窮的鄉村游盪，在與他的父母鄉親一樣的人們中挑選要殺害的對象。
楊新海釋放後，曾與別人結伙進行乞討盜竊活動，他似乎並不適應合夥乾的方式，一次失手後，他開始單干，殺人，強奸，盜竊，搶劫，2000年到2003年，在河南、山東、安徽、河北，他殺害了65個人。
2000年9月19日夜，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北郊鄉郭庄村，村西頭一間單獨的平房內，一對老夫婦被殺害了，他們的年齡與楊新海的父母相仿，這是楊新海的第一宗命案。
2000年10月1日安徽省阜陽市穎州區王店鎮肖營村椿樹庄，天亮雨停後，人們發現62歲的老太太亓俊英及她7歲的孫子張亞濤和12歲的孫女張亞騰在雨夜被殺死在家中——亓俊英的右太陽穴處被砸了一個大窟窿，右下巴似乎是用刀捅的，也是一個窟窿，牙都露出來了。小亞濤的脖子被捅了一刀，但傷口並不深，一段繩子直勒進他脖子的肉里。小亞騰死在裡屋她自己的床上，沒有穿衣服，前腦門正中間被砸了一個大洞。有被奸屍的跡象。這是楊新海的第二宗命案。
楊新海26起命案的受害者大都有與亓俊英一家相近的情況，甚至和楊新海自己的家有幾分相像，偏僻的小村落，偏僻簡陋的房屋，沒有圍牆，或者圍牆很低，房門很容易撥開，家裡有小女孩，楊新海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潛入，用錘子、刀或者繩子作為凶器，殺死家裡的每一個人，然後對婦女女孩的屍體進行性侵害，有時也包括男孩。然後，濃重的夜色中，一身血腥的楊新海經常徒步幾十里逃竄，在他感覺安全的時候才會停下喘息。
剛開始殺人的時候，他也曾一連幾天睡不著覺，受害者的頭顱碎裂的聲響、他們在垂死之際沉悶的喘息、還有鮮血的味道，都曾讓他窒息，但是很快，他就變成了嗜血的魔鬼，不會再停下來了。
參與追捕和審訊的警察，用過「吃苦耐勞」這個詞形容楊新海的野外生存能力，他能長時間在荒郊野外野獸般的游盪，飢餓的時候，到種過紅薯的地里刨點兒漏掉的東西吃。2000年第一場雪落下，楊新海在野地里發現一條凍僵的蛇，他挖一個坑把死蛇埋了，而他身上的罪惡依然活躍著。而且，越來越旺盛。
2001年8月15日，漯河市臨穎縣紡車劉村，村民邸之仙（女，42歲），女兒劉菲菲（14歲），兒子劉志童（11歲），一家三口被殺死在家中，是被條狀鈍器擊打頭部致死，死後遭受過性侵犯。作案手法嫻熟，手段殘忍，作案目標選的是一處沒有圍牆的農戶，現場有大量翻動的跡象。
那年秋天的一個夜裡，周口市西華縣康樓鄉發生一起命案，沒有圍牆的院子里，有2人慘遭殺害。
2001年冬天的一個夜裡，在平頂山葉縣縣城東南的一個村裡，又有一家圍牆低矮的農戶被洗劫，屋裡熟睡的2人死於非命。
半年以後的2002年7月28日凌晨，鄧州市孟樓鎮白樓村再次被血腥的氣氛籠罩。張保乾（男，77歲）、妻子尚群英（女，69歲）、孫女孫惠玲（16歲）、張惠亞（12歲）被殺死在家中。年輕的受害人遭到了性侵犯，室內被翻了個七零八落。
2002年10月22日，西平縣宋集鄉毛寨村村民范春和（男，34歲），女兒范俊麗（6歲）被殺死在睡夢當中。
2002年11月8日夜，上蔡縣邵店鄉高李村委劉庄自然村又有5人被奪去性命。2002年11月16日凌晨，尉氏縣張市鎮劉庄村65歲的張桂花（女）和14歲的孫女慘遭毒手。
2002年12月1日，鹿邑縣王皮留鎮閆灣村一家三口，被用類圓形鈍器砸死在睡夢里。
2002年12月13日，楊新海又在鄢陵縣馬欄鎮司家村欠下了兩條人命債。
2002年12月15日夜，安徽省臨泉縣岔廟鄉後范村李心得（男，42歲），女兒李楊麗（12歲），兒子李洋洋（8歲）被殺死。楊新海是翻過矮牆進院，破壞了反鎖的門鼻進入室內。凶器是鐵錘，女童遭到性侵犯，現場慘不忍睹。
之後，2003年，河南省，1月6日在西平縣、1月27日在通許縣、2月5日在襄城縣、2月18日在西華縣、3月28日在民權縣，楊新海接連犯下命案，造成19人死亡，一人重傷。
2003年4月2日，楊新海在山東省曹縣桃源鄉三里寨村翻牆入院、撥門入室，殺死兩人，強奸一人。
這時，楊新海的罪惡歷程被SARS中止了整整四個月，為了防止疫情在廣大的農村蔓延，所有的縣鄉村鎮都加強了對外來人員的控制和管理，一張陌生的面孔在任何一個鄉村出現，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和懷疑。幾個月里，楊新海呆在河南正陽縣，雖然離家不遠，他沒有回去，為了減少被盤查的次數，他白天在縣城的邊上轉來轉去，晚上睡在汽車站外廣場上。
當疫情過去，他乘坐公共汽車離開了河南，他在這里一共犯下17樁血案，殺害了51人，強奸17人。在河南城市鄉村的許多地方，貼有關於犯罪嫌疑人的協查通報，據河南警方人士介紹，在2003年5、6月份，警方即開始到各鄉村進行排查，對曾有過犯罪記錄並常年不歸者給予了特別的注意，楊新海當時就被鎖定為重點嫌疑人之一。他們曾多次到楊新海父親家，對其進行抽血檢驗，並了解情況。楊新海或許感到末日的臨近，或許這段時間的蟄伏使他難以忍耐，8月，他來到河北，三天之內作案兩起，殺死8人，強奸3人，其中有4個孩子。
河北邢台縣祝村鎮李道村， 孫勝軍李樹枝夫婦是當地農民，種地為生，女兒孫圓圓和兒子孫紅波在邢台縣的西大樹中學讀書。2003年8月5日，孫勝軍、李樹枝和15歲的女兒孫圓圓被殺，兒子孫洪波當時沒跟父母妹妹在一起，得以不死。他在當天早晨最早看到親人的屍體。現場的情景慘不忍睹，李樹枝在床上，頭朝里側著，滿頭都是血，血已經凝在頭發上，幹了。被子從床上搭到地上，進來的人們掀起被子，看到孫勝軍蜷著趴在地上，後腦流出了腦漿。將屍體扳過來，發現他的右眼處被砍，滿臉是血。另一間屋裡，孫圓圓仰身躺在床上，下身沒有衣服，兩條腿半搭在床沿上。
楊新海被抓獲後供認，那把用來砍人的斧子是當夜從本村一村民家偷的。在案發當晚之前的一個晚上，楊新海曾騎著自行車從邢台市來到李道村，進入孫家，並進屋摸了摸孫勝軍的衣兜，見沒有錢就走了。第二天，楊又騎著自行車來到李道村，將自行車遠遠地放在村邊，從田地里走進村內，估計孫勝軍一家人睡了，才進到院內。孫家院內一角搭有黃瓜架，楊在黃瓜架下躲了大約50分鍾，聽到孫勝軍打起了呼嚕，才進屋下了毒手。作案當晚，他也沒翻到錢。他選擇孫勝軍一家下手，是因為這家有一個小姑娘。
邢台市警方的一份現場勘驗分析意見的材料顯示，作案時，楊新海從院牆柵欄下一個空洞鑽進院內，「進入院內以後用一塊三合板將柵欄下的空洞堵住，入室後將電燈開關繩割斷，帶上白線手套開始行凶。作案現場的正屋兩個窗戶，被犯罪分子分別用被罩和床單蓋住，作案後用鎖將作案現場的屋門鎖住後，從院西圍牆靠北距離正房約1.5米處翻牆出院，順著牆外的巷道往北向西逃出村。」
爸爸媽媽妹妹被殺死了，孫洪波的心裡，會有怎樣的噩夢，沒有人知道，他住到了叔叔孫勝岐家，由孫勝岐、孫愛軍兩人陪著一起睡，上廁所也得有人陪著。案發後，他沒有再去過學校。
孫家養著兩只貓。孫勝軍母親說，那本來是孫女圓圓養的，圓圓不幸遇害之後，她把貓抱了回去，替孫女養著。老人說，她最疼愛的就是孫女，「圓圓人聰明，又會說話，每次考試都是班裡前五名」。案發前，圓圓剛考上初一，學校發了新書，她正等著開學。「出事後，我讓人把新書捎給了圓圓」。
這場噩夢同樣長久壓在李道村所有人的心上，孫家出事後，一兩天內，全村人都壘高了院牆，現在，家家戶戶的院牆都能看出明顯的兩截，下面兩米左右是舊磚，上面是一米高的新磚。幾乎家家都安上了防盜門和防盜窗，再熱，誰家也不敢不關門就睡覺了。村裡人晚上幾乎不出門了。
孫圓圓一家被害之後兩天，楊新海把血腥的死亡帶給另一個家庭。這是楊新海系列殺人案中的最後一起，他殺了一家五口人。
魏現增一家本是河北邢台內丘縣金店鎮魏家屯村人，來到石家莊橋西區東良廂村租了4畝多地種蔬菜。和附近其他10多家菜農一樣，他們住在自家菜地旁邊，三間小屋是用附近垃圾堆里揀來的磚頭搭成的，他們有兩個上初中的女兒，還有一個剛念高中的兒子，2003年8月8日，魏和妻子范玉華、女兒魏玉芝、魏玉惠、兒子魏玉斌一家5口被殺死在菜地旁自搭的小屋裡。
平日里，每天早晨兩點，魏現增會和鄰居一起騎三輪車去石家莊賣菜，8月8日早晨，鄰居半天也叫不開魏家的門，他們拿著電筒來到窗前，看到了屋裡的慘象：大床上，魏現增和他的妻子，以及兒子魏玉斌三人頭朝西，朝里側卧著身子，僅穿著短褲，身上和頭上全是血，搭在他們腿上的被子也都是黑紅一片；在西邊的一間小房裡，魏現增的兩個女兒仰在床上，身上沒穿衣服，頭部全是血，兩人的腿朝床下垂著。」
石家莊警方勘驗現場的分析顯示，魏現增一家五口系被錘子猛烈擊中腦部致死，魏玉芝和魏玉惠有被奸屍的痕跡。
案發前，魏家的兒子魏玉斌則剛剛收到邢台縣東龐煤礦育才中學的高中錄取通知書，此前的緊張復習讓他急於出來透透風，就從邢台來到石家莊看望兩月未見的父母。鄰居流著眼淚說「這孩子，真不該來」。
五個人的生命消失了，親人們的生活也被毀壞了，魏現增的父母與楊新海的父母年齡相仿，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2003年6月，魏現增曾回到邢台老家趕種玉米，那是父母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兒子。
魏現增的母親曾一直和孫子住在一起，為魏現增看家。案發後，老人知道兒子一家人都不在了，一哭起來就止不住，魏現峰的妻子勸不住婆婆，婆媳兩人一同哭。
2003年11月3日10時，楊新海在河北省滄州市被捉拿歸案。 2004年2月1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楊新海搶劫、故意殺人、強奸、故意傷害一案依法進行了審理。
楊新海在犯罪現場幾乎不留自己的任何痕跡，包括精液。他射精時都把精液射在一塊布里帶走，不留在受害人身體里。他主要的凶器是錘子，每次作案後，他都重新換一把。有時為了避免留下腳印，他會在鞋上再套一雙襪子。他也曾戴著白手套作案。
在父母和鄉親們的印象里，楊新海沉默寡言，他被抓獲後，在審訊時，卻非常有表現欲，講起殺人經過時聲音高亢，滔滔不絕，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河南一位警察稱，楊被捕後甚至回憶起多年前的作案細節時還是能絲毫不差。當他開始供述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時，臉上始終堆著笑容，當民警在訊問過程中，要求他把所有搶劫、盜竊的犯罪事實敘述出來時，楊新海透出一臉的不屑，說那些雞毛蒜皮的事還說它幹啥？他的犯罪目的就是殺人和強奸，有幾次，他在入室殺人之後，搶到了幾十元的零錢。當他覺得遠離危險之後，又毫不痛惜地將它們拋撒到風中。
有一位警察問過他感激誰，他說感激警察，被抓之後警察給他買過兩身衣服，從小到大，他沒被人這樣關心過。在被押送法院受審的那天早晨，楊新海在看守所看見大批警察時居然一臉笑容，甚至面向四周頻頻點頭示意，「辛苦啊，辛苦！」上車後，楊還能大聲說笑，一會兒抱怨時間太早睡眠不足，一會與押解他的法警開起玩笑……有警察說，當了多年執庭警察，「從沒見過心態那麼鎮定的嫌犯，他一點都不怵。」
經過法庭審理，一審對被告人楊新海以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強奸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楊新海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他希望不將送達書寄給他的父母，這是出於對他年邁雙親的一種憐憫么？在他殺害那麼多父母和孩子的過程中，他一定或遠或近路過自己偏僻貧窮的家鄉，他遲疑過么？
楊新海一案使人震驚，震驚於他的血腥和殘暴，震驚這種血腥殘暴離我們如此之近。的確，當我們想避免或者戰勝一種罪惡，應該從了解開始，這一過程同樣包含危險。尼采說，無論是誰與這些怪物搏鬥，都需要了解他們還沒有成為怪物的過程。同時，當你望向無底深淵時，無底深淵也在回望你。
橫跨皖豫魯冀4省殺人作案26起，殺死67人傷10人強奸23人的楊新海於2004年2月14日上午被執行死刑。

『叄』 求明初服飾文化

關鍵詞：服飾文化特徵；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萌芽
服飾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體現，也是一個社會和時代進化的晴雨表。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從生產、供銷到消費諸環節都發生了與傳統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異動傾向，呈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徵，本文試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禮越制的突破性

服飾不僅僅具有穿著打扮的實用價值，在封建社會還是一個人社會地位、貴賤尊卑的標志。早在戰國時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宮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漢時賈誼又詳細闡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新書》卷1)的意義，因此這個原則一直根深蒂固縈結於歷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幾乎成了每一個創業繼統之君安邦定國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其文化意蘊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復衣冠如唐制」的詔令，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服飾的形制、質地和顏色都作了嚴格規定：士民皆束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2]
兩年後朱元璋覺得四帶巾不盡完善，「復制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綉錦綺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錢裝飾，違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間婦人禮服惟紫，不得金綉，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水晶、香木」[5]。為了確保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洪武十三年(1380)頒布的《大明律》特設「服舍違式」條，對於越級使用服飾的行為作出嚴厲懲處：「若常服僭用錦綺、絲、綾羅、彩綉……及將大紅銷金制為帳幔、被褥之類，婦女僭用金綉閃色衣服、金寶、首飾、鐲釧及用珍珠綠綴，衣履並結成補子蓋額纓絡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飾鐲釧者，事發，各問以應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服飾器用等物並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較大的調整，並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至此，明代服飾制度基本成型，其規定之嚴密，范圍之廣泛，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里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飾制度，是因為這些繁縟苛刻的規章建構起了明初等級森嚴的政治體系，建構起了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服飾文化氛圍：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製。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7]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於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繭綢，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為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1]
這種文化氛圍的突出特徵是單調、保守、拘謹、呆板，而明朝中後期服飾的「去朴從艷」、「僭擬無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來的禮法道德秩序，則是其最重大的社會意義所在。
自明中葉以降，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富商大賈不再甘於禮制的約束，憑藉財勢恣意享樂，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風尚的嬗變。這股風潮濫觴於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時期，如湖北安陸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魯少機械」，「衣無綺紈之飾」，此後則「聲名漸辟，文物轉盛，生齒繁多，機心蝟起」[9]。
浙江新昌縣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論貧富，皆遵國制，頂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極儉素；後漸侈，士夫峨冠博帶，而稍知書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綺靡之服，金珠之飾」[11]。不過當時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傳統的生活程式仍佔主導地位，少數人的標新立異尚未對整個社會風尚構成強烈的震盪。作為商品經濟新時代的開始，或者說具有改變傳統社會生活模式性質的風俗變遷，是從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間開始的，萬曆(1573-1619)時臻於極盛，明末仍有餘流。入清以後一度中折，經過清初的休養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態復萌。
早在弘、正之際，禮科都給事中周璽(？-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首飾則濫用金寶，娼優下賤以綾緞為絝，市井光棍以錦綉緣襪，工匠技藝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蒙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民間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學家李夢陽(1473-1530)也說：「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綉綺……其富與王侯埒也。」[13]揚州商人資本雄厚，更是「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及諸攤錢之戲。」[14]著名學者顧起元(1565-1628)還以其親身見聞概括了南京的風尚變遷：「正、嘉以前，南都風尚厚為醇厚……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後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紺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15]但是正、嘉以後的變化，如同風雲際會瞬息萬變，他借用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中的一句話來說明：「今京師貴戚，衣服、飾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之甚矣。」進而感慨「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風在閭左，富戶甚於縉紳」[16]。連山東博平縣這樣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絝」[17]。鄆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實敦厚，易於治理，此後卻「竟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市宦」[18]。江西永豐縣從前「男子惟綢布土縑，富者間衣文綺，以襲以布，謂之襯衣，士非達官，員領不得輒用絲，女子服飾視貧富以為艷朴」，但嘉靖中葉卻是「不以分制，而以財制，侈富逾節者亦既多矣」[19]。同時的南直隸六合縣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無等，婦女高髻長衣短裳，珠綺之飾頗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青履遊行市中，庶氓之家則用羊腸葛及太倉本色布，此二物價謙而質素，故人人用之，其風俗儉薄如此」，但萬曆時「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絝襪，亦皆純采……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於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於駔會庸流、幺么賤品，亦帶方頭巾，莫知厲禁。其徘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雲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21]。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22]的現象：在南直松江，「奴隸爭尚華麗」，「女裝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士宦漫無分別」[23]；在河南內丘，「門快輿皂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為村富所竊，而屠販奴隸亦有著雲履而白領緣者」[25]……檢閱明朝中後期史籍，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所以萬曆時曾任吏部尚書的張瀚(1513-1595)這樣總結說：「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盪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准確明了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服飾方面的心態，成為今人研究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徵的不刊之言。
這種公然的僭禮越制居然成為「人不以為異」的社會風尚，除了富商大賈的興風作浪之外，具有特別身份的士大夫階層的攀比、競爭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人把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歸結於「豪門貴室，導奢導淫」，[23]「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26]。如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政治上銳意改革，生活上卻極盡奢靡，「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尚」；工部郎徐漁浦，「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抒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無少差錯」[27]。在這種價值導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競相以奢侈，「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28]，終於蔚為一代時尚，向明初確定的禮法道德秩序展開了猛烈的沖擊。
朱元璋曾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首飾的式樣作了明確規定，但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卻是新式新制，變幻莫測，已大大沖決封建網羅，詳見下文。
朱元璋曾嚴厲禁止官民百姓服飾僭用龍鳳紋，違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邁」、戰功顯赫的德慶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龍鳳紋而被賜死)。酷肖龍袍的蟒衣(少一爪)，只有內閣大臣受皇恩賞賜才有資格穿著，佩玉腰帶則只有三品以上高級官員才能享用，違者比照僭用龍鳳紋擬斷。但在明朝後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繳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29]，甚至連小小的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帶，衣麟蟒」[30]。當時人總結的「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人：其一為勛戚，如散騎舍人不過八品芝麻官，卻「皆衣麟服，系金帶，頂褐蓋」；附馬庶子按例當為庶民，然「其衣亦如勛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其二為宦官，「輒衣似蟒、似鬥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珠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其三為婦女，「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綉，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31]，與公侯補綉毫無二致。
朱元璋曾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文武百官視事辦公的常服——團衫，其前胸後背均綴用金銀綵線綉成的飾服，稱為「補子」，其服遂名「補服」，以標識品級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駙馬綉麒麟、白澤(傳說中能言、通達萬物之情的神獸)，文官一品綉仙鶴翩翩翱翔，二品綉錦雞安然漫步，三品綉孔雀沖天著地，至九品則綉鵪鶉覓食草叢，未入流的雜職官綉練鵲。至於教坊司樂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紅綠褡禣，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教坊官由於「近墨者黑」，亦被視為「有溷清流」。然而這個嚴密的等級體系卻在明朝後期被沖開了一個大缺口，「向聞教坊官綉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32]，甚至樂工的裝束也是「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於經常出入交際場中，完全突破了只許穿劣質衣服的禁令，「倡優服飾侈於貴族」[34]，並領導著時裝潮流，新式新制，世間爭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猶勝於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特別是秦淮名妓的服飾，號稱「時世妝」[36]，更為世人所模仿。本來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賤民，如今卻成了時裝潮流的領袖，這當是明初肉食者們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嚴格規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淺色」，不得穿閃光錦綺，首飾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後期，大紅禮服「以為常服，甚而用錦緞，又甚而裝珠翠矣……寢淫至於明末，擔石之家非綉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裡衣不華」[37]。當是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7]的現象蔚然成風，國家律令被置若罔聞，「巾服違制之禁，視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強權約束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已變得軟弱無力，封建等級體系被徹底打亂，這是明朝中後期服飾變遷所蘊含的最重大的社會意義。
二、追逐時髦的流變性
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大抵說來，質地由低廉樸素轉向高貴華麗，顏色由淺淡單調轉向鮮艷紛繁，式樣由規整刻板轉向新奇復雜，而且變換周期短促，極力追求時髦，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接，成為中國古代服飾史上最豐富多彩的發展時期。
以河南太康縣為例，「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余，士夫不減**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雲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綾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時的福建建寧縣，「男飾皆瓦籠帽，衣履皆絲，時改新樣；女飾衣錦綺，被珠翠，黃金橫帶，動如命婦夫人」[40]。
萬曆初年的南直隸通州，「衣長，裙闊，領寬，腰細，倏忽變異，號為時樣」[21]。尤其是東南都會南京，在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詭制，日異月新」。僅一小小的頭巾，就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等名目，質地則有帽羅、緯羅、漆紗、馬尾紗、龍鱗紗等品種，「至以馬尾織為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鞋子在以前只有雲履、素履，萬曆時又有了方頭短臉、鞋、羅漢革及、僧鞋等樣式，「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據親身經歷記載松江的服飾變遷，既顯得真實可信，且可見其追逐時髦的勢頭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為諸生，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戌(萬曆十四年，158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時，皆用細練裙褶，老者上長下短，少者上短下長，自後漸易兩平，其式即皂隸所穿冬暖夏涼之服，蓋胡制也。後改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氣衣，皆以練為度，亦不多見。隆、萬以來，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綾絹花樣，初尚宋錦，後尚唐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名四朵頭，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羅·初尚暖羅、水圍羅，今皆用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矣。其他紗綢，更易不可勝計。[23]
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靜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員燕居冠戴，京官則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地方則各省方面官及府州縣官才有資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餘人等不得濫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忠靖、進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設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隸廣平府也是「忠靜之制，雜流、武弁、驛遞、倉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學子羨其美觀，加以金雲，名曰凌雲巾」[34]。至於上文涉及的瓦籠馬宗帽，又稱瓦楞帽或瓦楞馬宗帽，以馬牛尾編結而成，范濂也記載了它在松江地區的流變：「瓦楞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馬宗，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23]而萬曆中葉浙江海寧縣的瓦楞帽僅「所值一二錢，雖丐者亦用」[43]，逐漸走向普及化。
在這股追逐時髦的潮流中，有三種文化事象值得大書特寫：一曰地域中心。以蘇州為代表的吳中地區，由於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服飾最為新潮，引起周圍地區乃至全國各地的關注，遂成為時代風尚播布的策源地。時人謂蘇州「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44]；「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45]，以至於有「吳俗奢靡為天下最」的說法。這種地域擴散性對於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會熱衷穿著，刻意打扮，把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曰名人效應。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風流雅緻的士大夫，知識淵博，見聞淹洽，而且擁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較考究，往往想方設法追求較多的物質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學家陳繼儒(1558-1639，號眉公)慣於標新立異，「每事好制新樣，人輒效法」，他所制戴的頭巾被當時人稱為「眉公巾」[46]。著名書畫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裝式樣日新月異的形勢下，別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種用松江紫花布縫制的道袍，這種衣服本是當地的「送終之服」，但因為他是名人，人們非但不以為怪，反爭起模仿，「一月而變國俗」，致使「布價驟高」[47]。這種對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後期的服飾不斷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婦女優勢。古代婦女由於社交活動相對較少，拋頭露頭的機會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規戒律對她們的約束往往不易湊效，這就使得婦女服飾的爭奇斗妍具有一種天然的優勢，而且往往不顧經濟實力，竟尚虛榮。時稱「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48]，「男子僭於外，法可以禁止，婦女僭於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於此尤難。原其始，大約起於縉紳之家，而婢妾效之，寢假而及於親戚，以逮鄰里。
富豪始以創起為奇，後以過前為麗，得之者不以為僭而以為榮，不得者不以為安而以為恥。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余，遂成流風，殆不可復」[37]。這種風氣的感染性極強，從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隸隆慶州「士民竟以華服相誇耀，鄉間婦女亦好為華飾」[49]。南京婦女服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發者，或以金銀絲，或(以)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裝程式也很難墨守陳規，時間稍長就被淘汰，萬曆初年猶十餘年一變，萬曆中葉就縮短為兩三年一變，「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51]。
至於松江婦女服飾的變遷則更為復雜，范濂記載說：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員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年少者用頭木匝，綴以團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員領，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員，並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蝶鬢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絞絲燈籠簪，兩邊西番蓮俏簪，插二三對，發股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支，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余，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綉，尚推紗，近又尚大紅綠綉，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包頭不問老幼皆用，萬曆十年內，暑天猶尚馬宗頭箍，今皆易紗包頭，春秋用熟湖羅，初尚闊，今又漸窄……以包頭不能束發，內加細黑馬宗網巾，此又梳裝一幻，而聞風效尤者皆稱便矣。[23]
其形色之詭異，名目之繁多，變換之迅速，並不亞於現代商品社會，明朝中後期服飾之追逐時髦的風尚於此可見。
松江婦女服飾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後期男女服飾漫無區別的社會現象，與此相適應，有的地方則出現了男人服裝女式化的風氣：「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富貴公子衣色大類女妝，巾式詭異難辨。」[42]浙江桐鄉縣「自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若輩皆好穿絲綢縐紗湖羅，且色染大類婦人」，「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於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詩來譏刺說：「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52]崇禎時浙江烏程縣也頗為「佻達少年以紅紫為奇服」[53]。這種「厭常喜新，去朴從艷」的行為，表明當時人們追逐時髦的風尚達到了極點，他們已不再僅僅滿足於服裝式樣的更換和用料的華美，而千方百計尋求更加新奇怪異的刺激。甚至連偏遠的四川洪雅縣也是「婦女好為艷妝，髻尚挺心，兩袖廣長，衫幾曳地；男子則士冠方巾，余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為之，謂之涼帽，與有喪得同」[53]，雖然怪誕離奇，卻被奉為時尚。浙江湖州一帶，「以前富貴家女妝止重金寶，今仍制巧樣，金寶卻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標新立異，獨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雖遁身空門，卻心系紅塵，「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55]，受世俗的影響亦自不淺，恰好應驗了當時人的感嘆：「習俗移人，捷於影響，甚可畏也!」[42]
由於社會風氣普遍講究穿著，一些經濟實力並不富裕的市民也趨之若鶩，竟尚虛榮。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7]。甚至連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趕一番時髦：「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以來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必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制，與豪華公子列坐……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馬宗布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麥，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23]在這種風尚導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時代潮流，就會受到別人的輕賤蔑視：「不衣文采而赴鄉人之會，則鄉人竊笑之，不置之上座。」[21]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迅速轉換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改變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動積極地投入時代潮流之中。
三、審美情趣的世俗性

審美情趣是人類精神風貌的體現。任何服裝的圖案紋彩，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工藝手段，而總是寄寓著一定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服飾從商周時代起就顯露出色彩有所象徵、圖紋有所寓意的民族風格。隋唐以前的服飾圖案主要是模擬自然景物，最常見的紋飾有雲朵、花鳥、幾何紋、纏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階層含蓄的審美情趣。
這種恬淡、寧靜如同田園詩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後期受到了猛烈的沖擊。明朝中後期服飾本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必然反映新興市民階層獨特的審美情趣，具有明顯的世俗性。
這個時期的服飾圖案在色彩上講究鮮艷濃郁，構圖方式則趨於豪華繁縟，將若干種不同形狀的圖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許多寓意豐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當地展示了世人對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嚮往和追求的心態。
例如將芙蓉、桂花和萬年青畫在一起，稱為「富貴萬年」；將蝙蝠和雲朵畫在一起，稱為「福從天降」；將鷺鷥和芙蓉畫在一起，稱為「一路榮華」；將駿馬、蜜蜂和猿猴畫在一起，稱為「馬上封侯」；花瓶里畫三支長戟，叫做「連升三級」；金魚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滿堂」；蓮花配上鯉魚，叫做「連年有餘」；麥穗、蜜蜂和花燈湊在一起，名曰「五穀豐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圖案構思巧妙，含義雋永，名字優美，把長期積淀在中國古代民眾心底深層的求祥和、祈富達的種種希冀，都化做了美觀生動的圖案再現於方寸之間，即使目不識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當地抒發了他們的寄託和情感[56]。
四、服裝生產的商品性
16世紀的明朝中葉，盡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占統治地位，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生產結構的變化，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促使社會生產各部門更加商品化。僅就服飾生產來說，從原料的種植到絲棉的紡織，以及成品的供銷諸環節，都無不打上商品經濟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國傳統的衣服用料是絲綢和葛麻，分別為上流社會和下層平民所使用。宋元以來特別是明初以來推廣的植棉業，在明朝中後期趨於興盛，「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57]。由於棉布具有產量高、紡織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結實耐穿等優點，而且印染縫制也簡便易行，所以迅速成為最主要的服裝原料。松江的小農以織布為業，日成一匹，投入市場的棉布竟數以萬計，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號稱「衣被天下」；浙江嘉善縣居民「燃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地紡績棉紗，「日可得紗四五兩」，涓涓細流也匯成巨大數額，故當時有「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①[58]之謠。但當地的棉花遠遠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山東、河南的農田則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區源源不斷地提供原料。時謂「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盡歸商販」[59]，說明其產品全部投入了市場，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鉛山市場上出售的服裝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絲、綾緞，湖廣的羅田布，嘉興的西塘布，以及蘇州青、松*江、南京青、瓜州青、連青、紅綠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廣孝感布、臨江布、信陽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書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紗、凈花、子布、棉帶褐子布、布被面、黃絲、絲線、紗羅、各色絲布、杭絹、綿綢、彭劉緞、衢絹、福絹，等等，琳琅滿目，「皆商船往來貨物之重者」[60]。創作於嘉靖末萬曆初的《皇都積勝圖》，畫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僅有布匹、綢緞、皮毛等服裝原材料，而且還有衣裳、冠巾、靴襪等成品在鱗次櫛比的貨攤上出售。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署名「實父仇英制」的《南都繁會圖卷》，也反映了明朝後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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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石家莊快遞行業暫停收派件業務，當地的疫情到底有多嚴峻

觀察者網·大橘財經訊（文/呂棟 編輯/庄怡）疫情形勢再次嚴峻，國內快遞行業紛紛開始採取措施。1月6日，有電商從業者向觀察者網透露，順豐已向其發出通知，受疫情影響，從今天開始，全網暫停收取至石家莊快件，且至石家莊已收取未派送快件也將暫做滯留、時效受影響，恢復時間等通知。隨後，順豐速運官方客服向觀察者網證實，受疫情影響，石家莊今天通知全員三天不能出門，隔離檢測；1月6日—7日，全網（含港澳台）至石家莊停止收派；1月6日—8日，石家莊至全網停止收派。

受影響的不止順豐，韻達方面表示，目前中風險地區快件暫停攬派，所有到達河北的快件執行終末消殺；中通方面表示，還在研究具體方案；京東客服表示，石家莊現在受交通管制，暫時無法配送；圓通方面暫未回應。

今天，A股快遞物流概念板塊個股普遍飄綠。其中，順豐收跌近1%；韻達收跌逾2%；申通收跌逾3%；圓通收跌逾4%；德邦股份收跌逾3%。